這是一塊寬30厘米、高55厘米，由樟木和雜木拼接而成的舊木匾。上面鐫刻著“紅色中華”四個大字，牌匾左側落款處清晰地寫著“中央瑞金紅軍機關報戈麗書”，右側時間為“民國二十一年冬月初七日”。

作為新華社的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光輝歷史的見證，從江西瑞金到四川雅安，從雅安到北京，這塊牌匾在歷經(jīng)90多年風霜洗禮后，終于“回家”，靜靜地陳列在新華社歷史陳列館的醒目位置。

這塊飽經(jīng)滄桑的牌匾，跟隨中央駐守紅都，轉戰(zhàn)長征，見證了新華社因黨而生、為黨而歌、跟黨而興，始終舉黨旗、聽黨話、跟黨走的光榮歷史;見證了新華人經(jīng)歷過血與火的洗禮、生與死的考驗;見證了新華社始終是黨的新聞宣傳戰(zhàn)線的排頭兵、先鋒隊、主陣地。

“紅色中華”牌匾的發(fā)現(xiàn)與回歸，是新華人賡續(xù)紅色血脈的思想滌蕩，也是新華人傳承紅色基因再出發(fā)、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的精神洗禮。

“紅色中華”牌匾在雅安

在這塊題寫于1932年12月4日的牌匾上，“戈麗”的落款清晰可辨。90年前，“戈麗”是《紅色中華》報女編輯李伯釗的曾用筆名。

1931年11月7日，一場上萬人參加的提燈晚會在江西瑞金舉行。這一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了。

就在那天夜里，從瑞金一處民房內發(fā)出了一條歷史性特大新聞——“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發(fā)布這條新聞的就是新華社的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這一天，也是新華社的誕生日。

紅中社成立一個月后的1931年12月11日，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開始出版印刷。這份報紙在江西瑞金葉坪鎮(zhèn)一所簡陋的民房里創(chuàng)刊，李伯釗是為數(shù)不多的編輯之一。

時間來到90多年后的2022年。

已退休多年的原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現(xiàn)新華社研究院)新聞史研究室主任鄭德金一直有個計劃，“把新華社早期杰出女性的事跡寫出來，以紀念她們在新華社90多年歷史中的不朽功績”。他知道，尋訪對象一定繞不開“紅中社第一個女編輯李伯釗”。

2022年2月的一天，鄭德金在電腦上輸入“李伯釗 紅色中華”關鍵詞后，沒想到跳出了一條微博《紅色中華牌匾在雅安發(fā)現(xiàn)》，并附上了牌匾的圖片，文章的作者為“史老師”。

看到這條微博，鄭德金禁不住激動、驚喜。作為新華社社史研究專家，鄭德金很清楚，紅中社時期的文物，太稀缺、太珍貴了!如果能找回，這塊牌匾不僅是新華社紅色基因的重要物證，也是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yè)史的重要物證。

然而，要找回這塊牌匾談何容易。

幾經(jīng)周折，鄭德金終于通過微博博主找到了“史老師”的聯(lián)系方式。

原來早在兩年前的2020年11月，這塊刻有“紅色中華”字樣牌匾的照片已出現(xiàn)在網(wǎng)上，那是四川省雅安市退休工人史晉川通過朋友發(fā)布的。

史晉川多年來從事漢磚畫像研究，也熱愛木雕藝術，經(jīng)常下鄉(xiāng)收集流落民間的漢磚，尋找雕刻的木材。2020年秋天，他從雅安市蘆山縣朋友處買下此牌匾。

朋友告訴史晉川，牌匾的上一任主人是雅安市天全縣的一戶農家，后人在翻修房屋時發(fā)現(xiàn)了它。由于不知其來歷，經(jīng)人介紹聯(lián)系到常年在民間收購老物件的他，在天全縣仁義鎮(zhèn)進行了交接。

在網(wǎng)上查閱大量“紅色中華”的歷史后，史晉川意識到牌匾的重要性，便通過朋友將相關信息發(fā)到網(wǎng)上。史晉川說：“我初看照片，認為這是一件珍貴的文物，后來又做了大量案頭工作，了解到《紅色中華》報與新華社的淵源。我意識到，這塊牌匾可能是當年《紅色中華》報隨紅軍長征的重要見證。”

鄭德金將這一重要線索告知新華社辦公廳。自此，“紅色中華”牌匾走上了“回家”之路。

2022年3月，時任新華社四川分社社長惠小勇派記者前往雅安市雨城區(qū)看望史晉川，了解牌匾相關情況，并與雅安市委宣傳部積極協(xié)調溝通。當天，史晉川便向記者鄭重展示了牌匾，也表達了想將這一稀有革命文物捐贈給新華社的意愿。

隨后，四川分社開始為迎接牌匾“回家”積極準備。分社記者研讀史料，尋找線索。但遺憾的是，最初發(fā)現(xiàn)牌匾的人家因城鎮(zhèn)改造，不知所蹤。史晉川的那位朋友當初也沒有詢問過對方姓名，線索中斷。

2022年，成都遭遇了多次疫情考驗。同時，“6·1”蘆山地震、“9·5”瀘定地震也讓雅安遭受重創(chuàng)，牌匾交接工作不得不一再推遲，直到今年6月。

“從這塊牌匾的工藝上看，它不是雅安的，從這個落款時間上推測，應該是一路跟著紅軍走過來。”史晉川分析，“既然與新華社的后輩有了這樣的緣分，讓它‘回家’，是它最好的歸宿。”

一紙風行紅土地

仔細端詳展柜里的“紅色中華”牌匾，不難發(fā)現(xiàn)“紅色中華”四個大字是戈麗(李伯釗)用毛筆寫在木匾上，再用刻刀雕琢而成。看字體，四個大字與《紅色中華》報創(chuàng)刊初期由首任主筆周以栗題寫的報頭如出一轍。

目前見到的《紅色中華》報，出現(xiàn)過三種報頭。最初的報頭，被認為是周以栗題寫的;第221期開始使用美術字體;到達陜北后的《紅色中華》報，使用了毛澤東同志題寫的報頭。

這塊牌匾的發(fā)現(xiàn)，再證當年《紅色中華》報和紅色中華通訊社是一塊牌子，都叫“紅色中華”，一套人馬。

新華社建社90周年前夕，記者一行曾到訪地處江西瑞金市區(qū)東北的葉坪鎮(zhèn)。在一間紅泥土房前，“紅色中華通訊社舊址”的牌匾映入眼簾。不大的民居里，布展最多的是《紅色中華》報。當年，這張報紙發(fā)行一度多達4萬份，超過國統(tǒng)區(qū)有名的《大公報》。

“《紅色中華》報定價很便宜，當時根據(jù)版面收取一到兩個銅板，讓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夠買得起。”舊址工作人員黃露芬說，“它的語言風格非常貼近人民群眾，并且成立了大量讀報小組，鼓勵蘇區(qū)百姓讀報聽報。”

作為傳承《紅色中華》報紅色基因的新華社報紙——《新華每日電訊》的編輯記者，我們屏氣凝神，翻看眼前兩大本厚重的《紅色中華》報影印合集。一篇篇吹響號角的戰(zhàn)斗檄文、一幅幅生動鮮活的插圖漫畫，仿佛把我們帶回那個烽火連天的歲月：一群心懷革命理想的年輕人，在艱苦又充滿希望的蘇區(qū)以筆為槍，書寫人民政權中央機關報的開端，開創(chuàng)真正屬于人民的新聞事業(yè)。

“贛南等原中央蘇區(qū)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治國理政試驗田，共產黨人的文韜武略都在這里試驗過、預演過。”黃露芬向我們介紹說，“《紅色中華》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紅色政權建設的記錄者、宣傳者、組織者，更是中國人民革命事業(yè)早期的見證者。”

在1931年12月18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第2期上，刊登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任政府人員文告：“委任周以栗為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主筆……”

新華社研究院高級編輯萬京華介紹說，周以栗曾協(xié)助毛澤東創(chuàng)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一蘇大會”被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擔任臨時中央政府內務人民委員，是《紅色中華》報初創(chuàng)時期的負責人兼主筆。1932年初，周以栗因患肺結核離開紅中社休養(yǎng)，1934年11月在轉移途中壯烈犧牲，年方37歲，是“新華英烈第一人”。

接替周以栗的是26歲的王觀瀾，他曾參與紅中社第一次文字新聞廣播編輯工作，他生前回憶說，“當時處于戰(zhàn)爭環(huán)境，條件簡陋，人員也很少，兩三個人，組稿、寫稿、校對，什么都干”。

1932年10月，29歲的李一氓接編報紙時，還住在瑞金城，編報在葉坪，相距約十里。那時報社的專職編輯很少，他后來回憶，“發(fā)病的時候，也得去葉坪，因為不去就沒有別的人去編了”。三個月的時間里，除了編輯，署名“氓”的社論，他寫了8篇。

當時21歲的李伯釗是為數(shù)不多的女編輯，也是楊尚昆的夫人。她后來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由于要出刊物、報紙，我被調到《紅色中華》當編輯兼校對……我每天要校對四版《紅色中華》，差不多有12000字，還要編輯蘇區(qū)的消息。點的是桐油燈，燈光很暗。這是我工作中比較艱苦的一段，那時蘇區(qū)工作都是很艱苦的。”

在“紅色中華通訊社舊址”的展廳里，墻上展列著《紅色中華》報早期負責人、工作人員名單，一張張黑白照片上，周以栗、王觀瀾、李伯釗、錢希均、李一氓、楊尚昆、沙可夫、韓進、任質斌、瞿秋白、向仲華、廖承志……年輕的面龐，目光堅定。

1996年，楊尚昆回瑞金，來到已擺上陳列品的展廳，坐在“編委會”的辦公桌邊感慨萬千。當年他在這里寫稿、辦報，“現(xiàn)在回來，拿起這個筆，我感到非常地親切，就好像是回到了當年”。

紅軍長征前，《紅色中華》報已成為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影響力最大的一份報紙。而紅中社有多少人呢?1934年7月12日，《紅色中華》報在第三版刊載關于蘇維埃政府中央機關收集被毯供給紅軍的消息時，提到“紅色中華社”時標注：“本社工作人員連新聞臺在內十二人”。

“紅色中華”的長征路

“‘紅色中華’牌匾是隨紅軍長征時留在天全的珍貴文物，是一件原物。”鄭德金分析，“當年做這塊牌匾時，就地取材，用的是當?shù)厣L的樟樹和另一種木材。當年，紅中社誕生在江西贛南地區(qū)，這里大部分地區(qū)生長著樟樹。樟木不怕蟲蛀。而牌匾右邊的一小塊雜木上面有很多蟲蛀的小孔，可以斷定它不是樟木。”

記者分別拜訪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省委黨校等單位專家。各方一致認為，“紅色中華”牌匾應為紅中社先輩隨紅軍長征時留在天全。“紅軍長征時在雅安停留的時間長達半年之久，留下了諸多紅色革命文物和遺跡，這塊牌匾應當是散落民間的珍貴文物之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所所長楊先農說。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踏上了戰(zhàn)略轉移的征途。據(jù)記載，長征開始時，中央專門成立了一支由當?shù)厍嗄贽r民組成的挑夫隊，把紅軍在根據(jù)地所有的東西，包括印刷機、無線電臺、發(fā)電機等能帶走的東西，幾乎全部帶上開始長征。后來，挑夫隊解散，剩下的物資就全部由紅軍戰(zhàn)士或背或挑，繼續(xù)長征。

1934年秋紅軍長征前夕，紅中社的新聞文字廣播停止，紅中社人員中僅有少數(shù)調到部隊隨軍長征。其他則由瞿秋白帶領，留在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堅持出版《紅色中華》報。

萬京華說，盡管長征路上已沒有紅中社的機構和業(yè)務，但紅中社的工作人員仍有不少參加了長征，以“戈麗”之名題寫“紅色中華”牌匾的李伯釗便是其中一位。

在長征的漫漫征途中，各方面紅軍隊伍共有三千多名女紅軍參與其中，李伯釗是中央紅軍30多位長征女戰(zhàn)士之一，先后任中央工作團團員、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宣傳干事等。

李伯釗多才多藝，是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著名的文藝工作者，曾創(chuàng)作和參演多部話劇。在長征途中，她帶領的文藝宣傳隊唱歌跳舞、編劇演戲、培訓文藝干部，足跡遍及紅一、二、四方面軍所走過的地方，為紅軍長征的宣傳鼓動工作做出了卓越貢獻。

長征中，李伯釗曾三過草地。對一位女同志來說，在那樣極端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三過草地，需要非常堅強的意志和毅力。無論在云霧繚繞的崎嶇山路上，還是在茫茫草地的宿營處，她經(jīng)常不顧疲勞，唱革命歌曲，增強大家克服困難的信心。她走到哪里，哪里就增添歡樂，就士氣振奮。紅軍的物質生活極度匱乏，許多同志因傷病、勞累倒下去再也沒起來，但她忍受著凍餓勞累，常常拿出自己的一點給養(yǎng)幫助別人。

據(jù)記載，紅軍在雅安天全縣完成了休整和補充給養(yǎng)后，又開始了艱難的長征，經(jīng)過雪山草地，一直向北到陜北。

鄭德金認為，“紅軍在離開雅安北上抗戰(zhàn)時，也許是考慮到下一步的條件更加艱苦，于是留下了許多不便攜帶的物件，這塊牌匾應該就是當年紅軍帶到了天全縣，后由當?shù)乩相l(xiāng)收藏起來的。”

紅中社時期的工作人員，除了李伯釗，參加過長征的還有王觀瀾、李一氓、楊尚昆、任質斌、向仲華、廖承志、李柱南等。王觀瀾、李一氓是紅中社早期負責人。李柱南是譯電員，他在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和長征后到陜北都在紅中社工作，一直到延安時期才從新華社調到新四軍部隊。他對電碼嫻熟，譯電時可以不查電碼本，人稱“李本子”。1945年在通過敵人封鎖線時犧牲。

“紅色中華”譜壯歌

“紅中社時期，雖有大量文字記載證明，但是缺乏相應的實物佐證。‘紅色中華’牌匾的出現(xiàn)，不僅填補了新華社紅中社時期珍貴實物缺失的空白，也進一步印證了新華社90多年來的光輝歷史，是對中國共產黨新聞史文物的彌補。”鄭德金說。

其實，在今天的“瑞金中央革命根據(jù)地歷史博物館”里，陳列著一片殘破的報紙，它便是國家一級文物——《紅色中華》報第264期——中央蘇區(qū)出版的最后一期報紙。

這張由江西會昌縣群眾捐出的報紙，被戰(zhàn)火燒掉一部分，留下不規(guī)則的三分之一部分。殘報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便引起了史學界的極大關注，因為之前人們一直認為，中央蘇區(qū)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停留在紅軍長征前的第240期。

第264期意味著紅軍長征后，中央蘇區(qū)至少又堅持出版了24期《紅色中華》報。

這24期《紅色中華》報因為印發(fā)數(shù)量不多，加之在特殊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截至目前國內只保存有5期的內容。

“其中第24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是當年‘圍剿’中央蘇區(qū)的國民黨北路軍總指揮陳誠從中央蘇區(qū)搜集到的。”瑞金市委黨史辦工作人員曾告訴記者，“那個時候，《紅色中華》報也是國民黨了解中央蘇區(qū)的重要信息來源。”

當年陳誠在占領瑞金后，曾下過一道命令：任何從蘇區(qū)得到的文字資料，哪怕是片言只字，也要上繳。他將一些珍貴資料收入他的“石叟資料”(即陳誠文庫)中，最后贈與了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兩年前的那次瑞金采訪，讓我們更加清楚了這24期《紅色中華》報的出版背景。瑞金市委黨史辦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當年，紅軍是在絕密情況下轉移的，為保證8萬大軍安全沖破敵人包圍圈，中央給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任務很艱巨。中央規(guī)定：首先他們要牽制敵人、掩護紅軍主力部隊轉移;大軍走后要保衛(wèi)蘇區(qū)老百姓，并在蘇區(qū)周圍開展游擊戰(zhàn);等大軍打回來，要配合野戰(zhàn)軍反擊，恢復被敵人占領的地方，重建蘇區(qū)。”

“中央機關主要的領導人全部都隨主力紅軍走了，但這件事是保密的，不能讓國民黨知道，所以表面上還要保持現(xiàn)狀，以便迷惑敵人。這樣，《紅色中華》報還要繼續(xù)出版。”曾任《紅色中華》報編委的韓進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編委會就只留下瞿秋白和我兩人了，繼續(xù)堅持出版《紅色中華》報，表示中央還在這里。”

事實證明，直到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qū)后近一個月，國民黨軍隊才敢放膽靠近中央蘇區(qū)核心區(qū)域。

這24期《紅色中華》報，在穩(wěn)定蘇區(qū)人心、迷惑敵人視聽、遲滯敵人行動、掩護主力紅軍轉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年的紅中社留守人員發(fā)揚革命理想主義精神，懷著對黨的新聞事業(yè)的無限忠誠，掩護了中央主力紅軍突圍轉移，并持續(xù)激勵留守蘇區(qū)的廣大軍民，是中國革命新聞史上永遠值得銘記的悲壯歷程。

1935年2月5日，留守蘇區(qū)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被敵人重兵圍困，危急關頭接到中央發(fā)來的“萬萬火急”的“開展游擊戰(zhàn)爭”的突圍電報。

中央分局依據(jù)指示組織留守紅軍分九路突圍，《紅色中華》報社的工作人員將印刷機等分散埋藏，停止了出版工作。行前，在于都井塘村的小山窩里，瞿秋白還主持了中央蘇區(qū)的最后一場文藝演出，史稱“井塘會演”。

2月10日，瞿秋白等人由一個排的紅軍護送從井塘村出發(fā)，經(jīng)瑞金、武陽往福建方向突圍。24日，當他們行至福建省長汀縣水口附近，被國民黨民團發(fā)現(xiàn)，在激戰(zhàn)中何叔衡犧牲，鄧子恢突圍，瞿秋白等被俘。

“在獄中，瞿秋白與敵人展開了機智的斗爭。后因叛徒出賣，他的身份暴露，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瞿秋白始終沒有屈服，保持了一名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jié)。”萬京華說，“6月18日，瞿秋白沿途唱著《國際歌》和紅軍軍歌在福建長汀西門外從容就義，年僅36歲。”

1935年11月25日，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紅中社恢復新聞文字廣播，《紅色中華》報在陜北瓦窯堡復刊。因為當時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蘇區(qū)繼續(xù)出版《紅色中華》報，因而復刊號接續(xù)長征前的期碼。

1937年1月，隨著紅中社更名為“新中華社”(簡稱“新華社”)，《紅色中華》報也改名為《新中華報》，1941年和新華社主辦的《今日新聞》合并為《解放日報》。

今天，傳承《紅色中華》報的基因，新華社編輯出版的報紙有全國性時政日報《新華每日電訊》，有發(fā)行量長期穩(wěn)居全國報紙前列的《參考消息》等。

賡續(xù)九十載紅色血脈，書寫新時代奮斗華章。在《紅色中華》報中，我們看見了一批批同樣年輕的面孔。我們更讀懂了，他們“只要能為社會的前進照亮一步之路，就毅然舉全身而自燃”的堅定信仰和初心。

2023年6月2日，新華社四川分社舉行了簡樸而莊重的捐贈儀式，史晉川將珍藏的“紅色中華”牌匾正式捐贈給新華社。

7月4日，“紅色中華”牌匾入館儀式在北京新華社歷史陳列館舉行。

新華社社長傅華在入館儀式上表示，“紅色中華”牌匾所承載的，是新華人與生俱來的政治忠誠，體現(xiàn)了新華社旗幟鮮明講政治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所凝結的，是新華人薪火相傳的理想信念，讓我們體會到前輩們篳路藍縷、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如磐初心;所書寫的，是新華人獻身事業(yè)的執(zhí)著追求，向我們傳誦著新華人為黨和人民鼓與呼的奮斗歷程，為新華社留下了代代相傳的寶貴財富。

“今天的我們，依然是瑞金的我們，是長征路上的我們，是太行山上的我們，是槍林彈雨中的我們，是敢于奉獻和犧牲的我們。我們依然牢記，‘新聞人’更是‘革命人’，‘新華人’更是‘黨的人’。”誓言錚錚的新華社年輕同志，正接過接力棒，走在傳承紅色基因、賡續(xù)紅色血脈、創(chuàng)造新的輝煌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