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吉安青原山五賢祠 敖玉龍攝

▲青原山陽明書院王陽明塑像(居前者) 羅麗瓊攝

▲江西吉安青原山陽明書院 敖玉龍攝

晚明大儒黃宗羲說：“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此話道出江西在陽明學的發(fā)展史上地位很重要。王陽明曾出任廬陵知縣，他注重教化，帶動了江右王門學者對社會教育的重視。在吉安，社學、書院和講學，構(gòu)成了幼齒啟蒙、高等教育與學術交流三位一體的教育系統(tǒng)，并成為廬陵文化的重要特征，影響數(shù)百年。

一

吉安，古稱廬陵、吉州，地處江西中部，開闊的盆地、眾多的河流、濕潤的氣候、充沛的雨量，造就了一方繁衍生息的樂土。《禮記·王制》說：“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即不同的地域環(huán)境，會產(chǎn)生不同的習俗文化。細致、柔軟、嫵媚、精巧、繁復等南方特征本應成為吉安文化風俗面相，這里的民風卻歷來以“勁直澹樸”而著稱。直率、剛正、重名節(jié)尊義氣、輕屈服絀恥辱，是吉安人的性格和精神。地處江南的吉安，其實是有些北方氣質(zhì)的。

吉安有一條有名的路叫“陽明路”，是為紀念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而命名。吉安名人可謂多矣，而獨以“陽明”來命名市區(qū)這一由東向西的干道，可見吉安人對王陽明的尊崇。那么多年過去了，王陽明踩踏這塊土地的足跡，如今早已湮滅。當年的道路、樓宇、館閣，也早已面目全非。但此地卻不因朝代的更替、建筑的興廢，而忘卻這位哲人。

車流、人流，白云的投影，喧鬧的聲音和由香樟、花園、招貼形成的色彩，構(gòu)成陽明路現(xiàn)在的外觀。當年我常常徜徉在陽明路上。它比現(xiàn)在靜謐：兩邊是古老的法國梧桐樹(它們栽種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時裝店、雜志店、文具店，和夏日傍晚必然會有的涼粉攤子、春卷攤子以及清湯店、夜宵店，構(gòu)成常見的景觀。幾乎沒有人會想到，這條路與王陽明的關系。人們說去陽明路，腦子里首先映現(xiàn)的便是以上的店鋪和攤點。包括我自己，當年在此讀書，經(jīng)常路過，但不會深究此地和陽明先生的關系。

二

思想史上的王陽明，可以說是在貴州開花、江西結(jié)果的。“龍場悟道”，緣于一次政治挫折，時任兵部主事的他，因反對當權(quán)派宦官劉瑾，被廷杖后貶為貴州龍場驛丞。在那荒山野嶺、天高皇帝遠的邊地，身心受到折磨的王陽明，慧根漸漸蓬勃。富有叛逆和懷疑精神的他，在龍場某個漆黑的夜晚，突然從床上坐起，仿佛一個啟示在召喚他：天理非來自格物，而是來自人心!一場浩大的陽明學潮流濫觴于此夜。王陽明的偉大之處，在于他開辟了一條“覺民行道”的路徑，面向民眾、通過民心覺悟，來達成對天下的改造。這與宋儒致力于“得君行道”，通過“頂層設計”來實現(xiàn)救世的理想不同。

晚明大儒、陽明后學黃宗羲說：“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此話道出江西在陽明學的發(fā)展史上地位很重要。若追述王陽明與江西的情緣，可上溯到弘治元年(1488年)七月，時年十七歲的他，奉父命前往南昌完婚。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狀元，時任翰林院經(jīng)筵講官，陪皇帝讀書，仕途似乎不可限量，但實際上他的仕途卻并不如意。王華選擇了江西布政司參議諸養(yǎng)和之女作為王陽明的婚配對象。新婚之夜，諸府喜氣洋洋，高朋滿座，準備拜堂時，新郎官居然失蹤了。因婚禮無需王陽明操持，當天最無所事事的他，也許出于無聊，信步走到翠花街，走進了一個壯觀的道觀——萬壽宮，偶遇一個相談甚歡的道士，居然把成親這樣的大事給忘了。當他突然意識到此時他不應該在這個地方時，已是凌晨。諸府尋找新郎的人都已經(jīng)回來，諸大人顯得既焦慮又憤慨。當這位冒失的女婿終于出現(xiàn)，并道明原委后，諸參議心中一定懊悔這門婚事。文獻記載，王陽明與夫人諸氏關系一直不佳，當與他新婚之夜“玩失蹤”有關。

正德五年(1510年)，時年三十八歲的王陽明出任廬陵知縣。吉安迎來了正當盛年的王陽明——他從貴州龍場千里跋涉而來，因思索圣賢之道而殫精竭慮，加上貴州山區(qū)瘴氣侵染，顯得面目消瘦、形容憔悴。在白鷺洲畔的大榕樹下，他棄舟上岸，前來恭候的臣仆和差役，將他迎入城中縣衙。這條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此刻，正豎耳聆聽這位傳奇人物堅實有力的步履聲。塵土在他布鞋的踩踏下，輕輕揚起，又緩緩落下。臨街的茶肆、商埠、旅店里，好奇的人們往外張望。在我日后的回望和想象中，陽明先生漫步進入廬陵城的心情大抵是愉悅的。龍場悟道的振奮，在他心中激起的漣漪，還未散去。而來到歐陽修、文天祥這些令他敬仰的前賢的故鄉(xiāng)為官，讓他振奮的心又多了些恭謹。

但王陽明只做了半年廬陵知縣，便被提拔到南京刑部任職去了，此后度過了一段堪稱漫長的尸位素餐的閑職生涯。直到四十五歲那年，因兵部尚書王瓊的舉薦，被朝廷任命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正四品)，重返江西，巡撫南安、贛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處，重任則是剿匪。撫贛期間，王陽明充分施展“知行合一”才能，不僅屢出奇兵，掃蕩山寇，由其弟子記錄的著作《傳習錄》上卷也在此期間完成并發(fā)行，成為當時最大的學術事件，追捧者眾。而他事功最輝煌的一筆當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前往福建處理兵變事宜的他，在途經(jīng)豐城時聞知寧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亂，立即回轉(zhuǎn)吉安，發(fā)布勤王檄文，調(diào)集官軍，以少勝多，一舉平定叛亂，并活捉寧王。

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王陽明授命鎮(zhèn)壓思恩、田州、八寨、仙臺、花相等地叛亂，翌年秋平定。后肺病加劇，上疏告退，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龍浦舟中，時年五十七歲。臨終之際，弟子問他有何遺言，他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三

王陽明在廬陵知縣任上時間雖短，但他與吉安的情緣不淺。作為一代大儒，其思想對吉安影響深刻。當他來到廬陵開始事業(yè)新起點時，應是充滿憧憬的。這片土地不僅孕育了歐陽修、周必大、楊萬里、胡銓、文天祥等宋代名儒，就是在本朝也是煊赫顯目的。作為中央最高決策機關的內(nèi)閣，從永樂到成化年間，幾乎為江西籍官員所壟斷，解縉、胡廣、楊士奇、陳循、彭時等內(nèi)閣首輔，更是全部出自吉安。

吉安作為一個人文薈萃之地，思想必然活躍，對于一心想做圣賢的王陽明來說，此地適合作弘揚心學的法場。但吉安作為文獻之邦的同時，也民風好訟。當?shù)厮渍Z稱：“筠袁贛吉，腦后插筆”，意思是，筠州袁州贛州吉州等地老百姓健訟，隨時準備與人打官司。

來到縣衙，王陽明發(fā)現(xiàn)，接手的攤子有些像燙手的山芋，堆積如山的案子且不說，眼前就有一個棘手的問題亟待解決。簡言之，即稅費過重問題。王陽明到任后查閱公文，發(fā)現(xiàn)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吉安府一份公文，根據(jù)鎮(zhèn)守江西等處太監(jiān)王某鈞牌，命府衙吏員，催促廬陵縣召集全縣里長、糧長，在本縣收買葛紗上貢。

歷史學者方志遠在傳記《曠世大儒——王陽明》中說：“鎮(zhèn)守中官是中國地方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個奇特現(xiàn)象。明朝從成祖永樂時開始，向邊鎮(zhèn)派宦官，稱‘鎮(zhèn)守內(nèi)官’或‘鎮(zhèn)守中官’。到宣宗宣德年間，內(nèi)地各省也遍設中官，地位在巡撫文官和鎮(zhèn)守武官之上，并專門搜刮地方特產(chǎn)，向皇帝進貢。”到武宗正德年間，由于劉瑾擅權(quán)，鎮(zhèn)守中官數(shù)量猛增，他們與地方地痞相勾結(jié)，以上貢為名，行中飽之實，引起社會廣泛的騷動。吉安府、廬陵縣也未能幸免。

廬陵本地不產(chǎn)葛布，原先的歲額中，也沒有葛布一項。王陽明經(jīng)過了解后發(fā)現(xiàn)，正德二年，鎮(zhèn)守中官姚某行文江西布政司，要求本省生產(chǎn)葛布的地區(qū)要抓緊采辦，不生產(chǎn)葛布的縣份也要根據(jù)原先田賦的多少，加派買布銀兩。廬陵是大縣，一年的稅銀三千多兩，加上歲辦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項，已達一萬多兩，是原額的三倍。現(xiàn)在因為連續(xù)幾年葛布稅銀攤派不下去，經(jīng)辦的糧長、里長還被拘押在縣衙。看來吉安“民風好訟”，也有官府需要檢討之處。正當王陽明心情沉重，尋思出路的時候，忽聽見衙門外一片吵嚷聲，原來是廬陵百姓得知新來了知縣，便上門來反映訴求，希望減免無理攤派。看著眼前赤腳踩地、衣衫破爛的治下百姓，王陽明百感交集。他本就是做事果斷之人，敢作敢為，當即許諾為百姓做主，申告上司，蠲免攤派。見多識廣的廬陵百姓且信且疑地散去。不幾日，公文下發(fā)，加派銀兩果然一概蠲免，百姓歡欣鼓舞。

原來，王陽明當天就向吉安府和江西布政司寫了一份《廬陵縣為乞蠲免以蘇民困事》疏。吉安府、江西布政司大概對于王陽明的脾氣有所了解，因而給予寬容。而當時的江西鎮(zhèn)守中官宦官王某，也知道這位王知縣是個犟脾氣，加上他父親王華是狀元，此時正是皇帝的紅人，得罪不起;而更直接的原因，還是害怕王陽明將他中飽私囊之事捅到朝廷，便不了了之。

王陽明在廬陵任上算是開門紅。接下來他著手治理廬陵訟。他下發(fā)《告諭廬陵父老子弟》公文，稱：廬陵為文獻之邦，現(xiàn)在卻以健訟聞名，連我做縣令的都感到羞恥。如今正值農(nóng)忙時節(jié)，又災疫盛行，如果精力都放在打官司上，勢必家中老少無人照顧，田中農(nóng)事也要荒廢。這樣即使打贏官司，卻使父母、兄弟、子女病死家中，田里因荒蕪而顆粒無收，又有什么意思。從今往后，如有糾紛，先由里老調(diào)處，而對于專以爭訟為能、誣告為快的刁民，縣衙里有的是刑具，我之所以現(xiàn)在不用它們，因為廬陵是禮儀之邦，家家讀書識理，只要講明道理，大家是不會犯法的。但如果不聽教誨、執(zhí)意妄為，那就為國法不容，休怪本縣動用刑具了。

其實明太祖四十歲立國之初就曾定下一套制度：如，為教化民眾而建立申明亭和旌善亭，凡因偷盜、斗毆而被官府定罪的，都要在申明亭張榜公布，以起到警戒他人、防微杜漸的作用;而對于熱心公益、扶危救困等善舉，則在旌善亭張榜表彰。此外，為止爭息訟，要求地方官挑選民間德高望重的老人，每里設一“里老”，專門處理鄉(xiāng)里鄰人之間的糾紛。若不經(jīng)過里老調(diào)處，直接告到縣衙，則叫“越訟”，不僅不予受理，還要接受五十鞭罰。只是這套制度漸漸成為擺設了。王陽明到廬陵后，恢復了申明亭和旌善亭，重新重用里老，并強化里甲制度，縣城里十戶為一甲，鄉(xiāng)村則以村為單位，若遇“盜賊”，應相互支援，同時也可互相監(jiān)督，起到保一方平安的作用。不難想象，經(jīng)過一番整治，吉安民風頓時好轉(zhuǎn)，誠如大儒湛若水所說，王陽明在廬陵“臥治六月而百物具理”。

四

王陽明注重教化，初到吉安時，便將教化作為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方案，并帶動了江右王門學者對社會教育的重視。在吉安，社學、書院和講學，構(gòu)成了幼齒啟蒙、高等教育與學術交流三位一體的教育系統(tǒng)，并成為廬陵文化的重要特征，影響數(shù)百年。

公務之余，王陽明攜弟子來到白鷺洲書院講學不倦。但在短暫的縣令任上，他是否游歷過青原山，則在《王陽明年譜》中沒有記載。自他離任后，弟子鄒東廓等人在青原山辦講會，還在凈居寺對面建立了陽明書院?？梢哉f，書院成為傳播陽明心學的重要場所。有明一代，吉安府書院數(shù)量達88所，不少與王陽明相干。王陽明到吉安后，由他及其弟子建立的書院，有復古書院、連山書院、復真書院、六一書院、復禮書院、云邱書院、江陽書院、識仁書院、中道書院、一德書院、明新書院等。如鄒東廓建立的復古書院，“以集生徒講學，春秋兩季，凡鄉(xiāng)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以至于“風動鄰郡”。后人還在書院中建立起三賢祠，以祭祀王陽明、程松溪、鄒東廓三賢。

講會的興盛，是王陽明來到吉安后的另一文化標志。其發(fā)展本身便與書院的興盛相伴隨，但講會的場所不囿于書院。當時與江右王門直接關聯(lián)的講會場所達數(shù)十處之多。如嘉靖五年劉師泉、劉梅源在安福創(chuàng)立的惜陰會;嘉靖年間由鄒東廓等在吉安青原山創(chuàng)立的青原會、在安福創(chuàng)立的東山會，由胡廬山等創(chuàng)立的五人會，鄒南皋所創(chuàng)的仁文會、興文會，劉瀘瀟創(chuàng)立的志仁會，朱叔相建于安福的近圣會館，王塘南、陳蒙山建于廬陵的西原會;萬歷年間建于龍泉(今遂川縣)的文明會，等等。胡廬山等人的五人會也許是規(guī)模最小的講會了，而最大的講會莫過于由安福惜陰會擴充過來的青原惜陰會，講會規(guī)模達數(shù)千人之多。鄒東廓《簡方時勉》云：“鄙邑惜陰之會舉于各鄉(xiāng)，而春秋勝日，復合九邑及贛、撫之士會于青原，交砥互礪。”九邑即指吉安府全境，可見其覆蓋面之廣。清儒沈佳《明儒言行錄》卷八載，鄒東廓家居時“與其鄉(xiāng)人劉邦采、劉文敏、劉陽、歐陽瑜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為四時之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為大會，凡鄉(xiāng)賢士大夫偕與，遠者年聚，近者月會，小會人百，大會人千。絳帷一啟，云擁星羅。”講會對陽明心學的傳播功不可沒，僅鄒東廓一人，一生中舉行的大小講會達七十余次之多。王陽明及其弟子的講會，對吉安以至江西文化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起著巨大推動作用。

對于這一盛況，浙中王門弟子王龍溪也不禁贊嘆說：“先師倡明此學，精神命脈半在江右，故江右同志諸兄傳法者眾，興起聚會，在在有之，雖未能盡保必為圣賢，風聲鼓舞，比之他省，氣象自別，不可誣也。”(《祭鄒東廓公文》)

青原山在廬陵縣“城南十五里，贛江之東”，地處丘陵當中，盤亙數(shù)十里，由象鼻峰、獅子峰、玉帶峰、翠屏峰、駝峰等諸多小山峰組成。山中樹木蔥蘢，碧潭飛瀑，山徑環(huán)繞，景色可人。禪宗七祖行思(今安?？h人)駐錫于此，開禪宗青原一系。青原法系后發(fā)展為曹洞、云門、法眼三支，因而行思亦有“三宗鼻祖”之譽。王陽明在佛氏之外，在行思的道場，掀起一場思想學術的風暴，其影響不亞于行思。而陽明后學羅大纮，對陽明開啟的青原講會的歷史發(fā)展，有詳盡的描述：

青原會館，明正德間，姚江王守仁令廬陵，安福鄒守益從游青原山，講良知之學。其后會講者吉水羅洪先、永豐聶豹、泰和歐陽德，于是青原講會稱鄒羅聶歐。守仁繼撫虔州，良知之宗，吉州尤盛。厥后，塘南王時槐、廬山胡直、龍山劉方興、兩峰劉文敏、緒山錢德洪、瀘瀟劉元卿、龍溪王畿、永新甘采，皆相繼會青原……萬歷間，吉水鄒元標、劉同升，泰和郭子章，倡明姚江之學，會講青原。(清乾隆間《廬陵縣志》)

王陽明從廬陵縣令升遷后十年的某個上午，即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十八日，在弟子鄒東廓等人的陪同下來到青原山，作《青原山次黃山谷韻》一詩，并手書“曹溪宗派”。至今，勒有這幾個大字的青石，依然矗立在凈居寺院內(nèi)。重回吉安，王陽明心中應有著不同的感受。是年，是王陽明在吉安起兵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的第二年。此時，經(jīng)過南贛剿匪、宸濠之叛，王陽明應已歷練得非常成熟，他的文治武功，得到盡情發(fā)揮，事業(yè)來到了輝煌的頂點，自小希圣的愿望，相期未遠，已然成為學術權(quán)威。但是，他在《青原山次黃山谷韻》詩中，卻寄寓了一種仕途險惡、放身自然的情懷，可知他內(nèi)心的清醒和沉郁。

五

王陽明率弟子游歷廬陵青原山后，面對鐘聲回蕩的古寺深剎，流水縈繞、樹木叢生的層層峰巒，飛瀑碧潭的山澗幽境，生發(fā)出多少豪情和詩意。青原山自唐以來，一直是文人雅士樂于游覽的勝景，至今，都留有杜甫、顏真卿、蘇軾、黃山谷、文天祥、李綱、周必大、胡銓以及本朝大學士解縉、楊士奇等留下的題詠。如果在此論學歌詩，讓自我“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失為人生快事。

他手書“曹溪宗派”四個大字，應是想到了當年七祖行思在此倒插荊條，蓬勃生長的古荊預示著其佛理傳承千年而不竭。王陽明在青原山撒下一顆思想的種子，期望也能如行思弘法一般，長成一棵心學的大樹。

陪同在身邊的吉安大弟子鄒東廓，將王陽明的愿望銘記在心。14年后，即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由鄒東廓等召集的第一次青原大會，在這里舉行。《青原嘉會語》云：“嘉靖癸巳年七月既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從事于君子之學。東廓子守益喟然嘆曰：‘茲會也，先師嘗命之矣。乃于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之，茲惟艱哉!’”可以想見，這14年，為籌辦青原講會，鄒東廓等付出的艱辛，但也須看到，這十幾年間，陽明心學聲譽甚隆，王陽明因先前平定寧王叛亂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影響巨大，進一步推動了陽明心學的傳播，也為青原大會的籌辦創(chuàng)造了條件。

16世紀40年代以來，進入青原講會的黃金時期，王陽明吉州四大弟子鄒東廓、羅洪先、聶豹、歐陽德，不遺余力地講學于青原等地，并吸引了大批外省學者參與，使青原大會成為當時跨地域的大型學術聚會。由于講會吸引大量同道參與，以至于凈居寺內(nèi)的僧舍容納不下，于是在寺旁建會館數(shù)十間，并以學田供應講會開支。會期也比通常小型聚會要長，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青原會，自六月二十五日開始，七月二十三日方結(jié)束，時間近一個月。隨著鄒羅聶歐等王門一傳弟子在16世紀60年代之后紛紛去世，青原講會曾蕭條了一陣，但又在王門二傳弟子手中煥發(fā)生命：王塘南、胡廬山、陳蒙山、劉瀘瀟、甘采等又相繼主盟;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罷官回鄉(xiāng)的吉水人鄒元標也在青原山推動講學。青原講會不僅推動了君子之學的發(fā)展，而且對廬陵乃至江右的文化建設也功不可沒，但儒家講學占用釋家場所，鳩占鵲巢，終歸不合理，對此明末遺老、曾出家主持凈居寺的大學士方以智，就有過批評。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陽明后學在寺外前山建有傳心堂，將建在寺內(nèi)的五賢祠(祭祀王陽明、鄒東廓、羅洪先、聶豹、歐陽德)和青原會館移出，將原來的占地歸還寺中。

隨著王門一傳、二傳弟子先后離世，王門后學對于陽明心學的闡釋便有偏離師道的傾向，因而流弊橫出，加上萬歷年間張居正強勢禁毀書院，加劇了青原會的式微。清代康熙元年(1662年)，分守湖西道的江西布政司參議施閏章慕名游覽青原山，但見寺外荒祠別館狐兔出沒，無人問津，作為王門泰州學派羅汝芳的再傳弟子，他不禁淚濕青衫，感傷不已。身為執(zhí)政一方的大員，他有能力和氣魄重振陽明學，于次年重修了傳心堂和五賢祠，并在青原山和白鷺洲書院再度倡導講學。

吉安是尊孔孟道學問之地，古人無不視道德文章為人生旨歸。無論是宋儒，還是王陽明——他們的思想都在此得到廣泛、深刻的傳播。“青原之山高入云，螺江之水無纖塵。”在青原鐘聲的激蕩中，在贛江之水的日夜奔流中，吉安的文脈和氣場猶在。那些歷史中的背影不被風雨模糊，其人其文，都熔鑄在青山的輪廓和煙嵐里，被后人追憶和感知。

(作者：李曉君，系散文家，中國作協(xié)全委會委員、江西省作協(xié)主席)